不用赘述，药品因社会属性的特殊性，其定价的问题可谓牵动行业牵动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与之相关的话题，小至普通大众的谈资，大至政策决策。

       近日，外媒专栏作家就发文，称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药品价格控制存在误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该文。（当然，该专栏作家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文笔者以及本公众号的观点。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本文中提到的定价是指制药公司的定价。）

       该外媒专栏作家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制药公司正在剥夺癌症患者。对于这些公司投资于研究和药物开发的每一美元，它们都应该获得足够的利润。因此，在一份新报告中，全球卫生机构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加强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定价（控制）政策”。

       对此，该专栏作家给出的观点是——该报告存在缺陷，其建议可能适得其反。WHO应该倡导支持创新和促进获得救生药物的政策，而不是减少获取和阻止研究的价格控制。

       在WHO的研究报告中，涉及99种癌症疗法。而从这些癌症药物的价格，不仅反映着它们为患者提供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低估了药物开发的风险、费用和时间的现实。

       关于将药物从最初的研发阶段带到医生办公室需要什么的问题，WHO声称将单一药物推向市场需要7.94亿美元，并且大多数公司能够在三年内收回这笔投资。

       但事实是，这个估计得大打折扣，它似乎忽视了研究失败率高的问题，收到广泛批评。

       只有千分之一的进入临床前试验的有希望的化合物（先导化合物）能够进入临床试验。这些潜在药物中只有十分之一通过临床试验并获得FDA批准。对于抗癌药物来说，大概只有1/20潜在的肿瘤药物从一期临床试验进展到批准。

       每一种进入市场的药物需要为自己和制药公司的所有失败买单。因此，开发单一药物的真实成本估计为26亿美元。这个过程平均需要10到15年。

       而价格控制将引导投资资金远离这些冒险的努力。没有任何机会收回前期研究和开发的成本，药物开发将停滞不前，更不用谈未来的治疗方法。       

       美国可以说是药物开发的世界领导者。在2016年，生物制药公司为美国的研发工作投入了900亿美元。全球开发的所有药物中有一半以上，包括1000多种新的抗癌药物，来自于美国实验室。

       正部分由于新肿瘤药物的开发，美国癌症死亡率在过去三十年中下降了26％。新药带来的近期癌症生存率占70％以上。 这些进步有助于降低卫生系统和整个社会的总体成本。

       如今火热的CAR-T细胞疗法，一次性治疗的定价也是不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药物可能为自己买单。

       例如一位患有罕见类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的45岁母亲，未对其他治疗产生反应。如果CAR-T消除了她的癌症，她将不需要长期住院以及化疗和放疗。如果她将能活下去，她还会继续工作几十年并抚养她的家人。

       一项研究表明，在1988年至2000年间，癌症存活率的提高产生了近2万亿美元的“社会价值”。

       不可否认，癌症药物的价格高昂。但是，在不扼杀研究和开发的情况下使这些药物负担得起的关键是鼓励竞争，并关注药物的支付方式。

       竞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Sovaldi，一种治疗丙型肝炎的“直接作用抗病毒 药物”，于2014年上市时，该药因其84,000美元的价格而受到广泛批评。然而如今市场上出现了几种类似的治疗药物，而且有些治疗费用减少了约70％。

       创新的支付模式可以使这些药物的支付更容易。作为一个例子，一些公司正在寻求“基于结果的合同”，将价格与药物的有效性挂钩。医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医疗保健贷款”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允许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偿还药物成本，如抵押贷款。

       简单来说，这位专栏作家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药物研发的困难和成本，二是患者治愈带来的社会价值，三是鼓励竞争并关注支付方式。并基于这三个方面，表达了先进的治疗方法是值得的。

       毫无疑问，药品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理性的药品定价体系，要兼顾购买者承受力和提供者创新激励等各方面诉求。对专利、创新产品，可采用循证、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合理定价；对同质化产品，要加强质量监管并促进价格竞争。兼顾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理性方式，努力完善理顺并获取社会共识，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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