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癌症发病形势的严峻,通过体检提前发现癌症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为此,本版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对一位专注于防癌体检的医生进行了专访。这位医生13年前放弃了加拿大“绿卡”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回国后从肿瘤外科转行为临床肿瘤预防专业医生。
受访人徐志坚: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体检中心副主任,率先在国内提出“防癌体检”。近10年来,分别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肿瘤预防筛查等相关课题20余项,发表包括SCI在内各类医学杂志文章30余篇,主编论著2部,副主编3部,参编5部。
采访人洪韵
“采访人:我很好奇,回国之后您不做让人羡慕的肿瘤外科医生了,而是转行肿瘤预防,这是为什么?”
徐志坚: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只有30%多一点儿,而发达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70%左右,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大部分癌症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国外的癌症发病率,尤其是西方富裕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其实是高于中国的,但是其癌症5年生存率比我们高,也就是说死亡率比我们低。究其原因,除了治疗手段的多样性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因素外,还有对肿瘤致病因素的控制,比如提倡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烟草控制以及提倡积极的生活方式,包括调整饮食结构、锻炼、控制体重、减少慢性感染等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肿瘤筛查早诊工作。比如加拿大,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开展适龄妇女筛查,使得宫颈癌导致的死亡率逐渐降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逐渐开展了一些常见癌症筛查,比如乳腺癌、大肠癌、肺癌、胃癌等,都取得满意结果。所以“筛查适合筛查的癌症”,早发现早治疗,不得癌症,得了癌症存活时间更长,比单纯做肿瘤手术医生,更让人有成就感。
我们国家的人群癌症筛查起步较晚,加上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我们还没有建立系统的、规范化的常见癌症筛查体系,导致我国癌症早期发现工作跟不上癌症高发的现实状况,所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行癌症筛查工作尤显重要,发现早期癌症的意义远远大于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治疗方法带来的效果。
“采访人: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防癌体检?”
徐志坚:防癌体检是指在健康人群中发现早期或没有症状的癌症病人。防癌体检可以在肿瘤出现临床症状前,或者在肿瘤发生浸润前,借助于各种检查手段发现早期肿瘤或可以切除的肿瘤。即使目前身体中不存在肿瘤,防癌体检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检查发现癌前病变或危险因素,通过早期干预和适宜的治疗,阻止肿瘤的发生发展,使患者得到较好的预后。防癌体检适宜人群,关键在年龄,超过50岁的人群,是一个癌症高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除此之外,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久坐、缺乏锻炼、饮食单一、慢性感染、家族史、有害的职业环境等都是肿瘤高发的危险因素,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人或人群都应当是防癌体检的参与者。
“采访人:当一个人检出癌症后,其配偶和子女也需要做同样的检查吗?”
徐志坚:绝大部分肿瘤都是散发的。若家族中单一亲属患癌,不必惊慌。若出现父母双方或更多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患癌,就应该引起注意。我们10年的跟踪随访资料证实,父母双方均患癌的子女,其患癌的几率的确增大,而且较父母患癌的年龄提前6至10年。所以,单一亲属患癌的人,可按照一般风险人群进行癌症筛查,两个或多个亲属患癌的,需要按照高危人群的筛查原则去进行筛查。至于夫妻一方检出癌症后,由于其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引起注意,找相关的专业医生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估。
“采访人:现在特小的孩子都有患癌的,这应当怎样筛查呢?”
徐志坚: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性疾病,40岁以上患癌的人占整个患病构成比85%以上。受诸多条件的限制,癌症筛查不能覆盖所有的癌种,更不能覆盖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只能根据高发癌种和高发年龄段的人进行筛查,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的数据提示,我国儿童的患癌人数在50万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围产期的致癌因素、遗传因素、生活环境等很多方面,如何在儿童期进行癌症的预防和筛查将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对于2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对常见癌症的预防和筛查,可以遵循相应的筛查指南。
“采访人:癌症筛查选择的检查设备,是不是越高级越好?”
徐志坚:不可否认的是,癌症筛查对设备精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不是越贵的设备或所谓越高端的手段就越好。每个癌种都有相对应的手段或设备,衡量一个设备或方法或手段是否适用于筛查的唯一金标准,是这些设备或方法或手段是否可以降低筛查人群的死亡率。对于不同癌症,比如体表或浅表器官肿瘤,一般查体手段也是必要的。不同角度的查体,可以提供筛查结果更多的判断依据,并且多个手段联合可以提高癌症筛查的敏感度。
“采访人:肿瘤标志物是体检中的重要项目,做癌筛要很看重肿瘤标志物吗?”
徐志坚:防癌体检不仅是发现早期癌,也需要发现体内既有的没有症状的肿瘤。肿瘤标志物在癌症早期诊断中的意义,有两种认识,一种是过度依赖肿瘤标志物检查,认为肿瘤标志物很有用,可以代替胃镜、肠镜等侵入性检查,所以在一般体检项目的基础上加上肿瘤标志物检查就可以实现癌症的早期诊断。另一种观点则是否定肿瘤标志物在恶性肿瘤早期诊断中的意义,认为外周血肿瘤标志物检查除了AFP和PSA对于肝癌和前列腺癌诊断有意义以外,对于其他恶性肿瘤的诊断没有意义。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目前,常用的肿瘤标志物检查对于早期癌诊断的敏感性是较低的,但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肿瘤标志物升高的人员,部分人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为恶性肿瘤患者,部分人为良性疾病的患者,还有部分人是恶性肿瘤亚临床期和早期患者,属于癌症极高危人群,应该进行进一步检查,定期复查和随访,这样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群的早期诊断。
“采访人:据称日本防癌体检已编织起一个以毫米、微米为单位的“网”,可以发现和排查全部已知300多种早初期癌症,最小可以发现5毫米以下的癌症,您怎么看待这个“网”?”
徐志坚:这是广告噱头。首先,没有300多种癌症,人体器官是可数的,这里所说的300余种肯定是把不同癌种的病理类型都算上了,比如甲状腺癌可以分为4种病理类型,肺癌可以分为腺癌、鳞癌、小细胞、大细胞等等病理类型,淋巴瘤有几十种亚型,即使这样,也没有300多种。另外,癌症筛查第一步只能对不同形态和大小的肿瘤进行物理判别,没法进行病理判别,病理判别是筛查之后的第二步甚至是第三步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分步完成,大多数情况下是分步完成的。第二,毫米、微米“网”这样的表述对人们是有误导的,上述所指的“网”大概是指使用不同的筛查手段,但是目前的科技手段,可以到1毫米,但绝没有达到所谓微米级的精准筛查。
“采访人:癌症筛查贵不贵?老百姓对癌症体检是否存在误区?”
徐志坚:国内在癌症早筛方面的水平就像肿瘤治疗的水平一样参差不齐。但是在我国大型三甲医院,尤其是大型肿瘤专科医院,癌症筛查水平早已经接近甚至与国际水平平齐。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我不反对到国外筛查,但是,绝没有必要神化国外的癌症筛查。国内大型医疗机构的筛查技术水平已经不次于发达国家医疗机构,可能只是在服务意识和体验式医疗理念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
“采访人:目前国内癌症早筛水平在国际上是何种状态?有条件的话,可否做全球旅游癌筛?”
徐志坚:在医科院肿瘤医院,防癌体检收费都是参照北京市发改委制定的北京市医疗项目收费价格标准的,没有自行收费情况。防癌体检的实施科室由防癌体检中心、诊断科、病理科(细胞学室)、腔镜科、检验科等科室联合完成,项目不同,价格也不一样。关于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或检查项目收的费用,基本上是根据研发和服务成本、公平性以及可及性等原则制定的。
老百姓在防癌体检方面确实有误区。第一,认为防癌体检一定能把所有的癌都筛查出来,其实防癌体检项目涉及的癌种常为常见癌种,且需采用目前世界范围内被证实的敏感检查手段,而其他发病率较低或常规检查方法不能明确诊断的肿瘤如早期胰 腺 癌等则不在防癌体检的范畴之内;第二,认为防癌体检价格很贵,实际上防癌体检的敏感手段多种多样,价格不一,国家在检查项目定价时充分考虑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医疗的公平性,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等问题,很多检查的价格还下降了很多,比如我们熟知的用于肺癌筛查的低剂量螺旋CT,从480余元,降到了184元;第三,认为防癌体检不能漏诊或误诊,其实由于大多数恶性肿瘤早期没有症状,不同类型的肿瘤也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和影像学表现,虽然用于各癌种筛检的设备与检测指标的敏感度、特异度越来越高,使用的检查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但即使这样,仍然会有假阴性和假阳性、误诊和漏诊等情况的发生;第四,认为防癌体检是完全没有伤害的,确实在防癌体检过程中,像抽血、X线影像学检查、组织刮片检查、腔镜检查等,一般都不存在对身体的实质性伤害,但是CT检查还是有辐射的,不过这种检查剂量是在人体的可耐受范围之内的,如果担心参加筛查可能导致伤害,可以和专科医生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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