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肿瘤领域是全球医药交易最活跃的领域之一，2018年抗肿瘤领域的交易价值再次大幅增加，达成的交易总额比上年提高50%以上（见图）。

       抗肿瘤领域交易特点

       2018年，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在抗肿瘤领域都很活跃，全球排名前30的制药公司中，有21家在抗肿瘤领域至少进行了1笔交易，这些公司的交易额约占2018年整个抗肿瘤领域交易额的25%。

       百时美施贵宝（BMS）和默克在2017年抗肿瘤领域交易榜单中名列前茅。但在2018年，BMS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只进行了1笔交易：与Nektar就经过修饰的IL-2候选药物NKT214达成36亿美元合作协议。从交易数量上来看，默克继续保持抗肿瘤领域的冠军地位。Gilead共进行5笔抗肿瘤领域的交易，其中3笔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从侧面反映了Gilead从抗病毒业务向抗肿瘤领域拓展的战略布局。

       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交易呈现三大特点：交易总额大幅上升，交易数量相对稳定；交易大多具有长期的条件性里程碑付款；实际首付款金额变化不大。

       过去5年，围绕抗肿瘤免疫的许可交易占主导地位，2018年在抗肿瘤免疫领域的交易总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交易中，只有两笔交易以已上市项目为标的（默克与卫材、BMS和Nektar，均围绕PD-1药物新的联合用药开展），其他高价值的交易项目大多处于药物发现及临床前等早期研究阶段（见表）。

       此外，围绕抗肿瘤领域的合作交易还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将创新抗肿瘤药引入东亚市场，尤其是引入中国的交易越来越多；二是围绕新技术平台开展的交易越来越多。

       中国买家亮眼

       过去几年，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环境和创新药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中国医药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缺乏最新一代抗肿瘤药物，尤其是以PD-1药物为代表的生物药。基于此，从抗肿瘤领域的交易角度看，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公司积极从外资企业获取创新药的开发权和销售权，尽管这些交易的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小，但中国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将极大推进此类交易的增长。

       在这些交易中，知名度较高的案例有：2018年11月，百济神州与加拿大Zymeworks公司合作，百济神州获得 Zymeworks 处于临床阶段的双特异性抗体候选药物ZW25，以及处于临床前阶段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ZW49在亚洲（日本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开发和商业化独家授权。Zymeworks将获得4000万美元的预付款和3.9亿美元的开发和商业化里程金。2018年6月，总部位于苏州的基石药业与美国Blueprint Medicines宣布达成独家合作及授权许可协议，推进激酶抑制剂avapritinib、BLU-554及BLU-667在大中华地区的开发与商业化。Blueprint Medicines将收到4000万美元的预付款和3.46亿美元的里程金。

       中国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合作一方面加速了海外创新药物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开发速度。比如，2018年底，信达生物与礼来公司合作开发的PD-1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获国家药品监管局批准用于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二个国产PD-1药物。

       除中国以外，东亚其他国家的制药公司也有不俗表现。2018年11月，韩国LG化学公司与美国公司Cue Biopharma签署了一项协议，获得后者的核心产品CUE-101以及“T细胞靶向肿瘤免疫疗法”在亚洲的开发及商业化权力。根据协议，Cue Biopharma将获得4亿美元的研发里程金，除此之外，这笔交易还包括一笔未披露的预付款和5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科技公司顶级投资者的高瓴资本，在2018年9月完成了一笔价值106亿美元的投资，投资标的涉及医疗保健、消费、技术和服务行业，该投资金额刷新了亚太地区私募股权融资的记录。

       新技术平台交易旺盛

       综观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的交易趋势，除中国增长格外抢眼外，围绕新技术平台开展的交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T细胞疗法、双特异性或多价抗体。上表显示，尽管大型制药公司通常是新技术的买家，但小型创新性公司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Allogene的交易。2017年Gilead收购凯特制药后，凯特制药的前高管Arie Belldegrun和David Chang创建了Allogene，该公司主要专注于打造“同种异体”的新一代CAR-T疗法。2018年4月，Allogene通过A轮融资获得了3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辉瑞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同月，Allogene与Cellectis等多家知名生物医药公司达成合作，目标就是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打造“通用型”CAR-T疗法。

       从技术驱动的维度来看，近几年许可交易所涉及的技术表明：临床价值、注册监管以及商业上的成功高度协同。数据显示，2018年交易的主要驱动因素有细胞疗法、寡核苷酸、作为免疫刺激剂的其他抗原等。相反，尽管围绕抗体的交易数量占所有交易的三分之一，但其对交易额的贡献明显下降。

       新的替代技术也是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大型并购交易的关键驱动因素。其中，针对溶瘤病毒平台的3项收购，从侧面体现了制药公司探索新的治疗方式，以期达到精确治疗的迫切需求。

       2018年金额最高的几项交易主要集中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Juno作为该领域的领头羊，前几年进行了一系列并购，巩固了其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的技术优势。但在2018年初，Celgene以90亿美元将其纳入麾下。从交易额来看，该交易仅次于2017年Gilead 收购Kite的119亿美元。

       在传统抗肿瘤领域，葛兰素史克以略高于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Tesaro，成了传统抗肿瘤领域唯一一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案。Tesaro的产品组合包括最近批准的PARP抑制剂Zejula，以及一些包括PD-1药物在内的处于早期临床阶段的肿瘤免疫类药物。

       2018年，礼来公司斥资16亿美元收购了ARMO BioScience，将后者处于胰 腺癌三期临床试验的聚乙二醇白介素-10候选物纳入麾下。2019年年初，该公司又发动了金额更大的一笔收购，以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Loxo肿瘤公司（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基于特定遗传缺陷的肿瘤治疗药物）。

       2018年11月，基于一项“tumor-agnostic”的开发计划，Loxo的Vitrakvi成功获批用于治疗携带NTRK基因融合的成人和儿童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成为美国FDA批准的第一个不分癌种、只看突变的广谱抗癌靶向药。而在此之前的2017年11月，拜耳就与该公司达成一项许可协议，仅首付款就高达4亿美元。

       2019年年初，BMS宣布收购Celgene，这笔高达740亿美元的交易将极大地扩展BMS已上市药物的治疗领域，尤其是血液肿瘤和炎症领域。除此之外，该并购将为BMS提供一大批处于晚期临床试验的管线药物：如用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luspatercept、用于炎症性疾病的ozanimod、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bb21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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